中国制造，没那么难

    编者按:中国制造的成年礼

    任何一个在最近几年去过美国本土的沃尔玛或宜家的人都会在那里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制造”的力量，凭感觉，那里总有大约70%的商品来自中国。

    2007年，一本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先后在美中两国畅销，作者萨拉是一位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前商业记者。她在2005年做了个实验——全年不用中国货，结果一家人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面对10美元一双的中国童鞋和60美元一双的意大利童鞋，她不得不承认，“价格最终总是战胜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根本无法拒绝中国出售的产品。”

    凭借价格利器，中国制造在十几年间席卷世界，尤其最近五六年，“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无可置疑、无法捍动——目前，全世界70%的鞋和玩具，50%以上的PC、手机、彩电、空调，40%的纺织品都在中国生产。

    但是，去年以来，价格这个战无不胜的中国利刃开始变钝，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调、劳动力变贵、原材料涨价，多项因素叠加，像服装玩具制鞋这些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成本上升了30%左右。屋漏偏逢连夜雨，全球性衰退在告别世界经济二十多年后又卷土重来，难免让高度依赖外需的“中国制造”阴云密布。面对三四倍于自身利润率的成本上升，企业们又将如何应对？

    过去20年实在是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只经历过两次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全球性衰退则一次没有。最近5年则是世界经济空前繁荣的5年，也是中国制造正式成型的5年。中国制造一直在享受着“后发红利”和“成本优惠”，就像一个刚长成的青年，尚未遭遇过真正的挑战。

    毫无疑问，十几年来一直顺风顺水的中国制造正面临一场大考，虽然我们急切地想知道答案，但企业需要时间答卷，试卷刚发下去时只能看到白纸。因此，直到2008年日程过半，我们才派出记者南下北上，探询大考的结果。

    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定价权并非遥不可及，中国企业已经开始拥有定价权，哪怕在制鞋、玩具这样最为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为特征的“中国制造”，企业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你不用威胁我。如果今天你们离开华坚，后悔的一定是你们。”这是东莞华坚集团董事长扔给他的德国买主的谈判结束语。两个月后，德方果然屈服，同意华坚提价20%。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个别企业。今年前5月，东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单价上调了27.3%。

    其次让我们意外的，是买卖双方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并未如想象中那样发生动摇。“中国的劳动力也许已经不是最便宜的了，但是，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在东南亚或者非洲，要找到像中国如此大量的熟练技工，基本不可能。劳动力的性价比是这样，产品的性价比也一样。”长期在世界各地市场晃荡的采购商孙磊说。这也是他接受中国制造提价的原因。

    也有意料之中的事情，广州海关的数据显示珠三角地区鞋类出口企业减少了将近一半。但深入下去，就有了新的意外——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产能并没有减少，失业并没有增加，倒闭企业的设备和工人犹如泼向沙滩的水，迅速被同行所吸纳。弱者被淘汰，但强者更强，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产业竞争力得到提高。

    这些发现与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的观点不谋而合——靠人为压低要素价格而获得的竞争力不可持续，只能在扭曲成本的环境下生存的企业理应淘汰。要素价格正常后，整体经济的效率会因此提高，收入分配将更合理，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将得到增强。中国制造的成本开始正常化，意味着中国经济朝向一个光明的未来。

    对于那些指望着政策转向的人们而言，这样的结论或许有些残酷无情，但决策当局坚持既定的“搞对要素价格”的战略不动摇，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实在至关重要。因为无法想象，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都稀缺的中国，能够长期维持一个牺牲自己的资源来补贴全世界的制造业。

    中国制造已经在升级转型，像新月工艺品厂和药明康德这样的企业，已经不再停留在制造环节，而是向设计、研发这样的“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他们已经跨越了生存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尽管离真正的“中国创造”还有距离，但他们已经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中国制造之前是日本制造，日本制造之前是美国制造，日本人发明了丰田生产方式和全面质量管理，美国人发明了福特生产线和6个西格玛质量管理法，这两个国家还都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名垂青史的企业和企业家。相形之下，能够用来概括中国制造的令人信服的东西还远远不够。

    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年的大考，不过是中国制造的成年礼而已。

    中国制造：半坡上的变奏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余力舒眉黄河发自广州、浙江台州、江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中国制造都在经历一场大考。是有一些企业关门，但远非成千上万，上规模的企业出事的很少，倒的大多是既无技术实力又无资本实力的中小企业。如果这次大考能过，将来MadeinChina就会是品质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大部分中国企业还在半山坡上艰难地行进

    风霜雨雪

    几公里的狭长丘陵谷地里，聚集了三千多家制鞋或鞋材企业，它们分布在朝向各异的民宅或厂房里，这些建筑看起来像各种比例的水泥方块，杂乱地簇在蜿蜒的公路两旁，被绿色的田野包围，更远处，起伏的丘陵郁郁葱葱。

    首次来到吉隆镇的人，很难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这里属于广东惠州，20年前还是一个乡村小镇，但现在或许是全世界鞋厂密度最高的地方。几乎有楼房处就有几十家鞋厂。

    虽然在两年前如愿拿到了“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牌子，但这里的鞋厂绝大部分只能称为家庭作坊，几台鞋机、二三十个工人，就是一个厂。这里最大的企业，到了东莞，只能算中等规模。

    3月底，当知道有记者来访，几位当地鞋业的头面人物聚到了一起。几小时的聊天中，苦恼、无奈、苦笑的表情交替出现，笑容难觅。

    “我们现在是风霜雨雪都遇到了，就是没有阳光。”说话的鞋厂老板数起手指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减少，还有劳动合同法。旁边的人提醒，电价涨了、缺工也得算上。

    “风霜雨雪”加起来，成本上升差不多30％，是利润的几倍，价格又提不上去，“没订单，还主动一些，手上有订单的，做多少亏多少。”

    可开工厂的，又不能不开工，要不工人都走了，拿了合适的订单也做不了。几台机的小作坊还好，随时可以关门，大厂只能硬着头皮做。即使这样，还有麻烦——工人不够。

    吉隆镇上的当地人只有不到5万，但外来工人有15万，每年生产6亿双女鞋，80％出口。这里的月工资已经到了1600元以上，比“珠三角发达地区”高出了200－300元，可因为是农村，前两年开始工人慢慢短缺。成本上涨的麻烦甚至比不上缺工的麻烦。

    到处都缺人。在座的一个老板，去年刚投产了镇上最大的鞋厂，现在开工不足20％，“只要有工人，我还是有把握能做下去的。”

    镇上的鞋业厂商会去年组了一个团，到内地几个省份去招人，悻悻而归，“内地的政府很客气，但名为劳务，实际是想招商。”

    现在很多小厂关闭，他们看到的“只有黑暗，没有光明”。

    怎么活下去？

    迁移？“怎么迁？我们都是吉隆的农民，几个人、几十个人用钳子做鞋，一步步走过来的。身家都在厂房、设备上，现在卖也卖不出价。走也走不动。”

    升级？大部分吉隆的鞋厂还处在从作坊向流水线升级的过程中。建了流水线的大厂“只能谈生存”，用什么升级？

    拿定价权？“你告诉我，我们这些草根小企业怎么去拿定价权？去年年底，龙永图在东莞说，中国制鞋企业要拿到定价权，我几乎听不下去。他自己试试！”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劳动合同法执行后，工人和老板的纠纷肯定不断，现在许多工人动不动就是“我告你”，接下来几个月要忙着应付纠纷了。

    确实没有一个好消息。难道这个奇迹小镇只能从此没落？对着几位神情凝重的草根老板，记者不忍心问出这个问题。但一个老板的喃喃自语，还是让人心生安慰，“我们当年怎么走过来的，就怎么走过去。”希望，向来属于自救者。

    大考来了

    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气压”远没有吉隆那么低。“现在MIC（中国制造）面临一次大考，不是一般的升学考试，是高中升大学的考试。”深圳荣恩公司副总经理方至刚对中国制造的处境有着自己的判断。方至刚1986年就来到东莞，管理一家台资鞋厂，是第一批到大陆的台湾人。他一生只做了一个行业——制鞋。

    当初他来到大陆，正是由于台湾鞋业因成本全面上升而整体外迁。“与20年前的台湾相比，现在大陆的成本大冲击，我看到的是更坦荡的路。”

    他认为，这次成本冲击将带来行业整合的机会，是好事——一直以来，有太多的小企业打价格战，把市场行情搞乱，他用“宵小”形容它们——现在，行业里真正有能力的企业将有可能在合适的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行业会更健康，MIC会打得更响。曾几何时，MIC是低等品的代名词，如果这次大考能过，MIC将来就是国际品质的代名词。”他说，从这个意义上，他欢迎这次冲击。

    他认为，该转移给客户的成本就要转移，MIC应该勇于提价，“如果外国人不接受，就让他们离开中国市场好了。”

    他现在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本地公司，但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运动鞋贸易商，在福建泉州有自己的生产线，今年出口价格已经提高了20％以上，现在订单忙得做不过来，工厂负责人不得不到东莞来招工。

    方至刚惟一的担心是，成本上升过快，可能会让一般健康的企业都消化不了，只有真正强壮的企业才能过关。

    在东莞，另一个台湾人叶先生也执同样的看法。他在一家台湾大鞋厂任主管，同样“这辈子只做了制鞋一个行当”。叶认为，大陆目前的成本上升比当年台湾的情形还要剧烈，“这么多种成本同时涨，从来没见过。”

    40年前，日本人把制鞋业交到台湾人手上，20年前台湾鞋业整体转到大陆，“再过十年，台湾人要把棒交到大陆人手里了。”现在，制鞋业里，已经很难见到30岁左右的台湾人了。

    台湾鞋业人最大的遗憾是只有加工，没有品牌。不是没有尝试过品牌，但“我们这一代是背书长大的，没有想象力，而且市场小，台湾政府又不支持”。

    叶先生认为，大陆人有可能弥补这个遗憾，“大陆自己就是一个大市场，现在成长的一代又很年轻，比我们束缚少，如果政府支持，就能有自己的大品牌。”

    至于当下这一关，他担心与外国采购商的价格博弈僵持期会太长，“最好不要到别人让步时，自己先倒了太多。”

    制鞋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受此次成本上涨冲击最大。显然，价格博弈正朝有利于制造方的天平倾斜——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月，东莞出口的鞋子，平均单价上调了27.3%。

    东莞企业大量倒闭的传闻，去年就不断传出，广为传播。受访的东莞政府官员认为，是有一些企业关门，但远非成千上万，倒的大多是“体质较弱”的中小企业，上规模的企业出事的很少，整个行业出问题的现象还没有出现。

    官员表示，他们现在的关键词不是“生存”，而是“提升”，更关注的不是挽救体质弱的企业，而是如何帮助活下来的企业提高技术含量、品牌价值，使面向生产的设计环节更多地转移到东莞，让东莞变成高质量的全球制造基地。

    千万不要低估中国制造的实力

    现在，目光转到了千里之外的浙江台州。

    台州企业家有着最好的课堂，周围企业起起落落，几乎每天都是MBA课程的现实版，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讨论生意，无论这个生意是什么。

    一位经常来台州调研的PE（私人股权基金）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人们印象中的鞋业、纺织和玩具不能代表中国制造，过去中国制造大多数是赚点加工费（这样的企业不在少数），但现实中产业在升级，老板们的眼界在开阔，好的企业和行业总是层出不穷，给人们带来惊喜，也带来信心。

    台州市商业银行的客户经理则说，今年以来银行的利润依然很好，从基本面看，企业大多还是可以维持的，倒掉的往往是那些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耐心的企业——前两年，机会太多，以至于很多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自己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一个企业的倒闭就像地震中建筑物倒塌一样，是由于多种因素。”

    台州市发改委主任郑荐平说，在台州，目前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很不错，资本密集型的则一般，劳动密集型的就不好了。

    虽然转型和升级不是那么简单，但台州正在这条路上。比如，做工艺品的可以转做汽车装饰件；塑料也一样，原先做牙膏脸盆，地摊上到处都是这类台州货，全国铺天盖地，但现在已经基本转到做上下水管、汽车摩托车塑料配件等。更高级的医药也一样，一开始做化工，之后做原料药，再后来就到成品药了。“至于低端的制造业，则只能转移到中西部去。”

    台州经委主任张锐敏则承认，台州企业确实出现了困难，表现在增幅下降、效益滑坡、投资萎缩。“但我觉得下滑是合理的、正常的，不下滑才不正常，说明这个地方生存在真空里，或者说在作假。”

    但台州企业的生存能力，比其他地方的企业更强。整体出问题的就只有缝纫机行业。由于纺织和服装行业普遍不景气，因此缝纫机行业出现整体性萎缩。

    张锐敏谈到，之前被广泛关注的飞跃公司资金链出问题一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研发投入过大，又遭遇银根紧缩而产生。

    电动缝纫机的芯片原来都是从日本进口，提价权在人家手里，有时候为了芯片整个缝纫机无法组装生产。所以他们投入两亿多人民币，和中科院合作研发芯片。搞研发，银行不可能贷款，只能用资金宽松时的流动资金。这两个亿投到那里去，还没产生效益，就遇上银根紧缩，资金链就绷紧了。

    现实中，明显可以看到，真正有技术创新能力的，而且这种技术创新能力已经形成市场能力的，有品牌的，基本可以克服成本上升的影响。附加值比较高的企业，提价的能力就强，现在对他们来说是机会。

    海正药业就是这样一个企业。它连续52年没有亏损记录、持续增长，被认为是台州的骄傲。

    在1970年代，它刚踏足医药领域时，就开了国内企业上门买技术的先河———花9万多元购买了一种新药成果进行生产。现在，他们在产品的储藏开发、新产品研发的先期投入非常坚定。“现在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到销售额的8%，去年我们达到了9%多，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高的比例。”海正的管理人员很骄傲地总结，海正的经验是：风浪来了，靠临时调帆、调螺旋桨都晚了，应该在没风浪的时候就把动力都储备足了。

    海正药业的董事长白骅62岁了，现在每天早上6点到厂里，晚上10点多回家，对于他，生活中惟一的乐趣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这样的专注和热爱，或许正是中国制造的能量之源。或许正是因为在台州看到太多同样的热爱和关注，那位PE管理人员才会毫不吝啬地把信心给了台州。

    民工哪去了？

    在各处的采访中，记者被同一个问题困扰：民工哪去了？许多受访者也向记者提出了同一疑问。

    中国经济出现下行信号，这是中央高层都认同的判断。现在许多中小企业日子不好过是事实，一些企业压缩生产线甚至破产也是事实，这意味着，必然有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会相对多起来。可是，为什么到处都在缺工，甚至比以往更甚？

    记者曾就这个问题向一位研究宏观经济的美国教授请教，他凝思许久，给出了答案：“中国经济在几个月里实现了升级”。

    这当然是开玩笑。经济学家给不出解释，那么现实中呢？

    去年11月，东莞常登鞋厂宣布结业——并非倒闭，只是台湾老板对未来预期不好，主动退出了这个行业，传言说，老板回台湾从政去了。

    今年3月底，记者来到已关门的常登，整洁的厂区里只有几位负责销售原厂设备的人员，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常登关门了，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老板给的赔偿很公道，7000员工也按不同工序分批遣散。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其他工厂纷纷在常登门口现场招工，甚至有的工厂派了大巴来接人，这里的员工不仅没有失业之虞，相反成了争抢对象。

    而在7月，记者的同事在东莞的华坚集团门口，也注意到，有大量从其他工厂来应聘的生产线工人，甚至有的是整条生产线上的人一起过来。

    在江西的上高，由于裕盛、旺旺等大型企业前来投资，使这个著名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每年6万人外出打工）出现劳工紧缺，两年时间里，他们从劳动力输出地变成输入地。

    过去当地的企业自主招工一般都能招满，但2006年裕盛投产后，裕元、匹克、旺旺等用工大户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组织招工。每年劳动部门向各乡镇下达招工指标，在春节前后乡镇干部逐户上门做工作，劝说外出打工人员进入本地企业工作。

    从2006年到2008年两年间，上高县便劝留了近3万劳动力在本地就业，同时将原来留来留在农村的近1万农民通过培训转化为企业员工。

    但这仍满足不了需求。上高政府不得不多管齐下：一方面向四川、湖南等劳动力资源大省派驻劳务机构，吸引外地劳动力前来上高打工；另一方面则在上高设立了省级职业培训基地，以吸引周边地区人员前来培训，并留在当地就业。

    为了方便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上高县开通了环绕全县的公交系统，本地农民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和双休日还可以做些家务和农活。

    在政府的努力之外，企业的用工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工人年龄的要求从过去的35岁以下放宽到了45岁，同时在每年的农忙季节视生产情况给员工放假，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前来就业。

    “中国鞋，多卖了三五毛”

    作者:实习生陈新焱南方周末记者张华发自东莞

    成本上升压力下，“中国制造”的提价已成必然。但这注定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充分竞争的现实，决定了必须有一部分企业阵亡，退出市场，供求关系改变后，存活着的企业才能获得议价空间。令人吃惊的是，对“中国鞋”而言，这场战役在今年上半年已初见胜负

    “你不用威胁我。如果今天你们离开华坚，后悔的一定是你们。”扔下这句话后，张华荣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

    在他的身后，德国人Mike目瞪口呆。他没法理解，这个温文尔雅的中国人，与自己合作了五年多的商业伙伴，何以在短短的两三秒内变得如此强硬。

    他们的冲突源于一张不大不小的购鞋订单。这张订单来自于德国马可波罗公司，接单者为华坚集团——总部设在东莞的全球最大女鞋制造商之一。在2007年10月之前，他们一直合作愉快，但是这次，华坚决定提价20%。

    Mike自然不干了，他威胁说，“如果你们坚持，我只好转移订单。”

    Mike真的这样做了。

    两个月之后，如张华荣所言，Mike不得不回到了华坚。在其他地方，他遇到的都是和张一样强硬的中国对手。

    这彻底打乱了Mike对“中国制造”的一贯印象——在过去的20年间，贴着“MADEINCHINA”标签的各式物品流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靠的便是“价廉物美”的通行证。对Mike而言，“中国价格”就如同一只旁人无法猜透的魔盒，不管外界行情如何变化，“中国制造”永远能够把任何成本的上涨消化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这一次，为何就不行了呢？

    涨价不易

    决定提价，华坚集团董事长张华荣经过深思熟虑。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扬、人力成本大幅提升、出口退税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加速这四重阴云沉甸甸地笼罩在了“MIC”（中国制造）上空，以出口成品鞋为主的华坚自然也在“低气压”中。

    制鞋从来不是暴利行当，如果售价不涨上去，几万人不仅是白打工，开工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但价格不是说涨就能涨的。张华荣给南方周末记者简单地算了笔账，“假如制造环节的成本增加5%，零售商成本就要增加20%左右。换句话说，我们提价1美元，零售商的成本就要增加4美元。”

    增加的成本往往会被转嫁出去，消费者总是最后的埋单者。但国外采购商的订单一般提前半年就已经下了，零售价的调整需要一个周期。而且全球都处在经济调整期，西方消费者的荷包也比过去紧，他们能不能接受涨价，还是未知数。

    但这已经不是不涨价的理由——总不能为了让零售商和消费者日子好过，中国制造商们就应该“自杀式”生产。只是，张华荣明白，对付那些被廉价的“中国制造”惯坏了的国际商人，需要的不仅是决心，还要有智慧。

    在他看来，中国的市场政策与国外相差很大，想按实际成本上涨幅度增加单价是行不通的，制造商需要面对成本上升的现实，零售商同样需要，“只能慢慢地分步骤将单价提上去”。“比如，去年年末，我们提出单价加0.5美金，客户只同意加0.25美金，我们就说OK；半年后我们再要求加0.5美金，客户就说OK了。”

    正可谓事前打招呼，事中要让步，事后谈进步。今年5月份，订单回流，张华荣“赌”赢了。

    幸与不幸

    相当意义上，中国制造是在“价格战”中成长起来的，不过，在今年以前，这个词特指制造商之间竞相削价的残酷厮杀，现今，战争中对决的一方变成了国际采购商。华坚赢了一局。7月19日，总理温家宝在广东调研经济形势，华坚成为他到访的9家企业之一。

    不是每个厂商都能这么“幸运”。

    7月9日上午，南方周末记者在东莞一家颇具规模的纺织公司看到，三百多平方米的库房里，只有两三个工人在漫不经心地丈量着将要发出的布匹。公司老板介绍，正常情况下，他们要同时为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四百多家鞋厂提供制鞋所需的面料，但今年以来，很多老客户突然间都“人间蒸发”了，“尤其是那些小鞋厂，基本上不再进货”。

    订单一下子就下降了将近1/3。这位老板现在很谨慎，以前仅凭一句话就能提走的货，现在必须见到现金才能发，仓库的存货也不敢囤太多，一般是拿到订单才去采购。

    层层的风险之下，没有人敢去冒险。

    根据广州海关的数据，今年1—5月，珠三角地区鞋类出口企业共有2428家，比去年同期锐减2331家，也就是说，珠三角有将近一半的鞋企在这场只见伤亡不见硝烟的战争中“阵亡”了。“当然，这还不包括那些根本就没有注册的小厂小店。”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实际情况可能远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严重。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基本经济定律冷酷地在现实中作用着。如果没有那些企业的退出，很难想象现存企业的提价要求会得到回应。

    还活着的2331家中，日子并不见得家家好过，收编（行业整合）已经开始。海关统计中，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企业有4家，比去年同期多了2家，海关相关负责人认为，“珠三角鞋类出口企业有向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

    这样的趋势由一个细节得到了印证。三天的采访中，南方周末记者在华坚集团总部的大门都能看到同一场景：茫茫细雨中，前来应聘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在工厂门前排成长队，或蹲或站，有的背着行李，有的两手空空。

    华坚经营部负责人介绍，这些员工多数来自周边倒闭的鞋厂，“有的是整条生产线的员工一起转过来的”。

    谁赢了？

    根据东莞市长安海关的数据，今年前5月，珠三角最大的制鞋基地东莞市共出口鞋子2.5亿双，平均价格为4.1美元/双，同比上涨27.3%。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珠三角的鞋企调价幅度普遍达到甚至超过了这一水平。

    但这并没有给制造商带来超额利润。张华荣介绍，华坚今年提价近20%，但出口利润却比2006年还要低2%。“在正常情况下，鞋企的利润应在5%—8%之间，目前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点远。”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担忧，一直被欧美代理商、零售商奉为“全球制造商不可逾越的标志”的“中国制造”是否会因为变得昂贵而失去了国际买家的青睐？

    “在目前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孙磊和王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分别是东莞市鹏骊达鞋业有限公司的常务董事和斯凯奇东莞有限公司的运营总监，这是两家在珠三角小有名气的贸易商，代理的都是欧美的一线品牌。

    “中国的劳动力也许已经不是最便宜的了，但是，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在东南亚或者非洲，要找到像中国如此大量的熟练技工，基本不可能。劳动力的性价比是这样，产品的性价比也一样。”长期在世界各地市场晃荡的孙磊说。

    但是，“中国制造”日渐增长的成本确实让孙磊们日子难过起来。作为中间贸易商，去年下半年以来，在无可避免的价格博弈中，他们夹在本土制造商和国际采购商之间头疼不已。

    那些游走在中国各个工厂里的“国际买手”（国际采购者的业内俗称）感受则更为直接。面对提价潮，他们已经没有了“自由裁量权”，只能在第一时间将价格的变动报告总部，然后组织谈判。

    对买手而言，在谈判中他们处于守势。“成本上涨是全球性问题，公司总部也是理解的，只不过在接受底线上，各个公司会有不同。”欧洲某大型体育用品专营企业驻上海的中国买手邹琳（化名）说，除非万不得已，公司是不会轻易变更供货商的。因为更换一家供货商，从资质审核到最终下单，所花成本可能比接受提价的成本还要高。

    海关的统计显示，提价并未损及“中国鞋”的竞争力。今年1—5月，广东省出口13.5亿双鞋，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5.5%；但由于价格的上涨，广东省的鞋类出口总价值为34.6亿美元，仍然实现了8%的增幅。

    看起来，面对已然到来的“中国制造”涨价潮，如果不想双输，国际买家们除了接受，似乎已无别的选择。

    中国制造：内迁的烦恼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发自江西赣州

    春江水寒，知者领先。面对成本上升危机，早在六年前，全球最大的女鞋生产商之一华坚集团就开始了内地求生。出乎意料的是，这家原本打算至少15年不再迁移的企业而今却有可能再次转移

    今年37岁的李卫民已经在赣州生活了6年多，每年冬天，他都会将河南老家的父母接到赣州过冬。在他心里，这座位于章江和贡江交汇处的古城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这里不仅有冬日里温暖的阳光，还有珠三角少有的蓝天和白云。

    李卫民原本应在东莞工作的。六年前，他被总部在东莞的华坚集团“空投”到这个内地小城，负责其在赣州的项目。

    2000年前后，经历了一波高速增长的东莞制鞋业遭遇了土地短缺、人工上涨，产业转移的压力已经出现。但考虑到内地产业配套匮乏、物流运输落后，众多企业宁可留在东莞“多撑几年”。

    华坚第一个走出去。2002年，集团在江西赣州投资3亿多元，兴建生产基地。作为负责江西项目的成员之一，李卫民在这个古城一呆六年。

    许多同行对华坚的大胆感到吃惊，李卫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们建那么大的厂，万一接不到单怎么办？”“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也怵，但老板说，如果一家鞋厂没有自己的厂房，没有设备，没有足够的熟练工人，没有有竞争力的管理、品质和价格，客户凭什么给你下订单？”

    尽管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创业时的艰难仍然让他记忆深刻，“当地有一种小虫叫隐翅，叮了人后会使皮肤大面积溃烂，我们男人还无所谓，但女文员们都被吓得直哭，我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毁容怪客。”

    配套厂家的缺乏更是挑战。江西基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大多需要从东莞运来。当时赣州至东莞的高速公路尚未开通，运输时间让他们吃足苦头，“有一次因为缺少8公斤的材料，整条生产线都停产，结果是老板派了两个司机，用他的小车连夜开了近10个小时送到工厂。”

    如今高速公路已经建成，江西基地与广东之间每天仍然需要对开十台货车：一边运送原料，一边将生产的鞋运到深圳港口出口。

    华坚当然希望能在赣州就近采购原材料，但鞋材厂商也很苦恼：在鞋厂集中的东莞，他们可以同时向几十家工厂供货，现在许多鞋厂开始在内地新建生产线，到江西、广西、湖南、四川各地的都有，但基本上一个地区只有一两家大型鞋厂，他们不知跟随哪家而去。

    无奈之下，华坚只好以东莞原有的配套市场为中心，建立起500公里范围内的“大配套圈”。“如果运输条件能够满足，1000公里内形成配套问题都不大，但再远就没有办法了。”李卫民说。

    他介绍，华坚在越南的项目更难，投产两条生产线后，一直没有扩大规模，“越南那边少根针都要从东莞运过去，如果库存太多，鞋的款式一变，大量原材料又报废了。”

    原料和运输的问题都在预计之中，还有没预料到的新问题——开始时，赣州的人工工资比东莞便宜很多，但由于赣粤高速公路开通，劳动力差价迅速缩小，现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基本没有了比较优势。

    “跟东莞相比，赣州的成本优势主要是土地和水电价格较低。”华坚负责江西基地的常务副总经理涂火保曾计算过，公司在赣州省下的水电费差不多可以冲抵运输成本；公司在东莞是租用厂房，在赣州则是买下厂区的50年土地使用权，可以更从容地根据自身需要建设，“对于增强员工的归属感也很有好处”。

    为了能保证江西项目更顺利，集团对外报价时，赣州生产的鞋降价3％。

    六年里，江西基地从当初的一条生产线，扩张到了18条；员工从300多名增加到现在的将近10000名。“太快了，从来没想到发展会这么快。”李卫民说。

    江西的项目被国家评价为产业梯度转移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看起来一切都不错。

    在华坚之后，为了应对成本上升的压力，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已成了许多制鞋企业的普遍选择。事实上，去年下半年以来，这成了一股潮流。

    近一两年来成本全面上升，中国制造中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其竞争力尤其令人担忧，诸多专家学者开出药方——要么迁移，要么升级。

    华坚在这两个方向上同时尝试，他们不想成为台湾前辈那样的游牧者，只能“逐成本洼地居”。涂火保透露，在2005年下半年，华坚高层已经意识到，仅仅有转移是不够的，转移只能解决生存问题，而竞争力来自产业升级——在这个行业里，升级意味着研发、设计、品牌和渠道。

    在李卫民看来，无论是市场需求的变化，还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都有能力消化和克服，他更担心的是目前政策和舆论的微妙转向。“中国经济近几年一直在向重化工模式倾斜，随着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缩小，轻工企业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也在下降。”

    他坦率地说，过去出口创汇是件光荣的事，但现在国家外汇多了，华坚这样的创汇型企业“反而好像做错了什么”。在一些地方，政府力推高科技产业，已经在管理、新材料应用以及自主设计等多方面应用了高科技成果的制鞋业，却依然被视为“落后产能”。

    在赣州，由于本地资源开发带来的税收更多，最近两年来，赣州经济开发区从过去积极吸引劳动密集型企业，正悄然变成重点培养本地优势企业（如钨和稀土等资源性企业）。华坚虽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企业，但投资并非最大——当地政策的微妙转变让华坚开始不安。

    自去年起，华坚就进入了调整期，再没有投产新的生产线，今年上半年尤为艰辛，赣州的生产也被压缩——因为看不清美国经济的前景，客户到5月份都不敢下单，但到了6月份，订单突然大量涌入，工厂转眼之间便陷入了超负荷生产状态。

    日子似乎又好过了。但集团高层已经在考虑要继续迁移，到更接近用工资源的地方去。“2002年决定到赣州时，公司预计15年到20年可以不用动了。没想到只过了短短6年，又要考虑向下转了。”涂火保有些无可奈何。

    中国制造：中国出口的真实附加值

    作者:罗伯特·库普曼

    一个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iPod售价420美元，其中仅有4美元的价值来自中国。中国出口的真实附加值并不高，并且从出口到美国的单位产品中赚到的钱越来越少。我不认为中国要降低加工贸易依赖度来减轻美中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美中贸易的巨额逆差问题，一直是美中关系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对美国出口迅猛增长，使美国产生诸多政策上的担心，最主要的是担心许多美国产品无法与中国制造竞争，中国正在取代美国的市场份额。

    这样的担心是不是事实？

    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值有限

    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中国的出口额中有多少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购买了大量的中国海关数据进行研究，从中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

    根据中国的数据，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额为2010亿美元，然而，其中有1130亿美元的出口额来自其他国家，只有880亿美元是在中国创造的。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中45％属于中国国内的增值部分，也就是说这些价值留在了中国，另外55％的增值部分属于进口的中间成分或产品。

    1989年之前，中国在美国的进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之后增长迅速，到2007年，份额增长至12％。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挤压了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份额——这些年，美国从亚洲的总进口额及美国对亚洲的总贸易赤字一直维持稳定，中国的增长并未使之变动很大。

    从数据看到，中国大陆对香港和澳门的贸易顺差维持在一定水平，对美国、欧盟27国的顺差大幅上涨，但对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在加大，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这说明，中国逐渐加大了从亚洲各国的进口，将进口的半成品转换成成品，而后出口到欧盟和美国。

    中国有各种形式的进口再出口。以中国出口的iPod为例，在生产过程中，制造iPod所需的钢材也许是由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炼制的，中国也许会进口机械，电脑芯片可能来自美国、台湾地区或者韩国，硬盘驱动器可能是在日本生产，所有这些部件进口到中国（也许机壳上的塑料来自中国），由中国的劳动力和设备把这些部件组装起来，中间产品在经过层层加工后间接增值。大部分中国生产的iPod用于出口。几年前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曾计算出，iPod在美国的售价为420美元，其中仅有4美元的价值来自中国。

    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差别很大

    这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们对这类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在一般出口的国内总附加值部分，如服装、玩具、鞋帽等，中国的贸易数据显示有大量的国内附加值，在其他加工贸易中，情况恰好相反，你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外附加值部分。

    其中，那些被归类为复杂度相对高、增长较快的行业，如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国内附加值的比例特别低，大约仅有10%-25％。这些行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国直接投资、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合资企业，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出口增速高，他们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原材料，在中国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

    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例很高，国有企业的比例为70％，合资企业在50％以下，外商独资企业只有35％，这同样与加工贸易密切相关——合资企业和外企从事加工贸易的多，而国企和集体企业少。

    以出口目的地分类，可以看到，对香港、美国、新加坡、台湾、原欧盟15国、加拿大、韩国等地的出口，国内附加值部分较低，但对另外一些国家，国内附加值不断上升，像对墨西哥，国内附加值部分就在60％以上，对前苏联地区在80％以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巴西、欧盟新十国的出口也有较高的国内附加值。

    我们认为，在衡量一个经济体对贸易的依赖度时，出口/GDP比率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指数，尤其是对那些依赖于加工贸易的经济体而言。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出口/GDP比率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在签订WTO贸易协定之后、墨西哥在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出口都增长迅速，出口/GDP指数开始升高，但实际上出口增长对GDP的影响比我们预测的要小，因为他们对加工贸易的依赖程度很高。

    就在去年，中国改变了针对外资企业及加工贸易的规定、政策，这将会使加工贸易出口减少，同时意味着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例将上升。这将是一个好的变化，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仍是偏低，最重要的问题是容易引发贸易冲突。

    中国大量的补贴也许是使中国产品附加值长期处于低位的原因，但这从法律上很难得出答案。关于中国的补贴对成本结构的影响，我们没有很好的答案。难做结论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这些补贴或许是中央政府给的，或许是省级政府给的。中央政府给的出口退税、关税等政策，很容易计算影响，但如果一个省级政府决定建一座钢铁厂并给工厂补贴以维持就业率，这个补贴有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

    中国在加工贸易问题上应有自己的主张

    看中国贸易数据时，不仅可以看到中国自己发展了，在某种程度上，它还侵蚀了其他亚洲国家的份额，可以看到亚洲的贸易再定位——美国以前从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进口，现在转而寻求从中国进口。这需要与全球供应链的变化联系起来看。

    我不认为中国要降低加工贸易依赖度来减轻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应该在加工贸易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中国需要在美中之间有分歧的方面有更好的理解，例如技术、就业等问题，从而做出自己的决定。如果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的驱动力主要是中国的补贴，我认为未来两国出现政治争端的可能性会提高。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赤字持续了多年，但重要的是，这些贸易与相对竞争优势密切相关，而不是政府政策所能决定的。

    汇率变化的含义也很重要。目前，超过2/3的美国企业认为，由于成本上升，中国正在失去其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或许如此，但需要注意到，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部分越小，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国带来的进口成本的影响越小。

    如果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低，进口成分多，那么人民币升值可能不会对这类产品的出口造成大的影响，不像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的那样。他们认为，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格会上涨。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商品，而中国购买中间产品加工，如果人民币强势，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对出口到美国的成品的价格的影响是非常不确定的。对于那些国内成分大的产品，像纺织品，输出到美国的价格肯定就会上涨。作为消费者，我不知道这对我是好还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