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圳——很少有人听过比亚迪公司——BYD三个字母，是“建设你的梦想”的英文缩写——但这个几乎不为人知的公司已经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电池生产商。现在，这个公司计划进行一个飞跃:“我们准备制造一辆绿色能源汽车。”比亚迪的营销总监保罗?林（PaulLin）如是说，“我们相信能够做到。”

    即便是在全速向前发展的中国，这种目标过高的渴望听起来也有些牵强。但是比亚迪已经在深圳建立了一个160万平方英尺的组装工厂，雇佣了一个在意大利受过培训的汽车设计师团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生产出一辆绿色混合动力汽车。

    中国公司不再满足于以低技术含量、低成本、低利润的制造方式生产玩具、笔、衣服和其他产品，而试图在价值链上更进一步，希望最终能在商业、消费者、实力和公众认可方面挑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政府正双管齐下推动这一潮流:使用种种方法激励公司创新，同时也整顿华南的低端制造业。这一步将对这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引擎之一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通过实施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终止对数千家工厂的税收优惠，政府释放出全球雄心的强烈信号，鼓励大量工厂从这个长期被认为是世界工厂的地区离开。

    胡锦涛主席在六月份中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暗示了中国的雄心，当时他号召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挑战其他国家。他说，“我们已准备好…抢占科技制高点，奋力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的政府政策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区、研发中心，以及许诺更高工资和更多技术的公司。在北方城市大连建造的英特尔芯片工厂就受到欢迎，生产1美元1双袜子的纺织厂则不然。

    投资银行里昂证券（CLSA）的长期中国分析师安迪?罗思曼（AndyRothman）称，“在一个处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如20年前的中国，拥有一个出口处理中心对增长是有好处的。但到了一定时间就不再合适。现在，中国说，我们不想再当为世界生产垃圾的血汗工厂。”

    中国公司正向软件和生物科技，汽车，医疗设备和超级计算机行业扩展（或收购这一行业的公司）。今年，一个政府背景的公司甚至生产了第一架商用客机，北京希望有朝一日能以此和波音与空客竞争。

    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只是在顺应了随着发展和高增长而来的经济潮流。比如，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廉价，许多华南的制造厂就迁入了内地，或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印度、越南、孟加拉）扩张。

    依赖于将劳动密集生产向中国外包的世界级品牌现在则寻求替代方案。即便是零售大鳄沃尔玛，虽然在2002年将其全球采购总部搬到了深圳，现在也被迫寻找新的外包渠道，以满足其全球五千家店面的需求。

    专家称，对于全球数百万消费者而言，（销售商）策略的改变也意味着大多数商品，从钢笔和锤子到芭比娃娃和跑鞋，价格都会上涨。

    瑞士信贷的一名经济学家董涛（音，DongTao）称，“基本上，中国为家得宝（HomeDepot）和沃尔玛生产的商品成本都在上涨。但另一方面，中国某些行业（如电信设备）的整合扩张，则会降低价格。”

    经济学家称中国的发展正在步日本和韩国的足迹，后两者的成功来自从于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转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并形成全球品牌。

    但目前依然障碍重重，包括知识产权实施不力，复制或窃取外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伙伴技术等问题。但专家也指出积极的一面，如正在扩大的具有进取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大批刚毕业的科学和工程专业学生，以及一个竞争激烈的本土市场。

    剑桥大学管理学教授彼得?J?威廉森（PeterJ.Williamson）就对中国不懂得科技知识的说法表示质疑，“他们是发射卫星方面的少数几个大国之一。他们掌握许多军事科技，现在政府又在削减预算，所以突然间，大批曾被认为不存在的科技人员走到了台前。”

    中国志在一搏

    在比亚迪，高层不断增加研发支出，并学习全球营销战略。该公司1995年由一位学习冶金的科学家创立，已经为诺基亚、摩托罗拉和索尼以及其他一些品牌制造了锂电池、手机、相机配件、汽车配件和其他部件，拥有生产高质量产品的经验。

    林先生称，“造车所需的技术没那么复杂，它是很大，但不过是许多低端技术而已。”

    五年前，比亚迪收购了一家国有汽车制造商以帮助自己实现这个转变。

    另一个希望实现飞跃的公司是神舟，一个同样位于深圳的快速发展的电脑制造商。

    神舟公司成立于仅仅六年前，现在笔记本电脑的月销售量已达10万台，是中国仅次于联想的第二大电脑制造商，今年的收入预计可达8亿美元。

    神舟的高层称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大，通过专注于目前价格仅为370美元的创新型台式和笔记本电脑，该公司已经上了轨道，在十年內可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

    神舟副总裁和大中华区销售经理张先勇（音，ZhangXianyong）称，“我们在中国的战略一直是专注创新，现在是在国内市场，但我们会不遗余力地进行海外扩张。”

    分析人士称，政府促使企业向价值链上游升级，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亦有政治考虑。促进创新和名牌公司可能在推动经济的同时，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四月份，瑞士信贷预计三分之一出口导向的制造商会在三年内关门。三月份，由上海美国商会和博斯公司（Booz&Company）发布的一项研究称，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不断上涨的成本正迫使美国制造厂商离开中国。

    对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而言，这到无妨。广东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梁贵泉（音，LiangGuiquan）称，“低端产业过去对广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企业就像生命，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