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欧洲国家的公司开始选择退出中国。法国办公设备生产商Samas和德国耳机生产商Sennheiser，已将生产业务迁出中国。德国工程师协会估计，高达1/5的会员企业计划撤离中国。阿达迪斯(Adidas)则表示，它正在削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北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Motors放弃了原来在泰国生产电池、英国组装，然后运回美国的生产流程，取而代之的是将所有生产环节全部集中于加州总部周围。此外，美国家具经销商过去习惯于将木材从美国本土运到中国，加工成沙发、橱柜、桌椅后再返销美国；现在这些木材直接在弗吉尼亚或北卡莱罗纳进行加工制作，这种做法甚至使得当地沉寂已久的木材加工业重新焕发生机。与中国对美出口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墨西哥对美出口以7％的增速稳步推进，特别是在家具、钢铁、橡胶和纸制品等行业，墨西哥正逐步挤占中国的市场份额。
造成这种国际贸易“回流”的因素之一，是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
美国劳工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40英尺标准箱从上海运到美国东海岸，平均成本从2000年的3000美元上涨到目前的8000美元。如果原油价格达到每桶200美元，该运输费将达15000美元。加拿大投资银行CIBCWorldMarkets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航运费上涨的幅度相当于平均提高了9％的贸易关税。大型集装箱运输船队选择降低20％的运速以控制燃料成本。这份报告总结说：“运输货物的成本而非关税，才是全球贸易的最大挑战。”正如该行首席经济学家鲁宾所说，“当油价达到三位数时，距离就是金钱。”据他计算，货物长途运输的距离每延长10％，燃料成本就上升4.5％。
运输成本成为影响全球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关键要素。
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数据显示，2007年，欧盟对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8亿欧元(合27亿美元)，远低于2006年60亿欧元的水平。但在俄罗斯，来自欧盟的投资从106亿欧元飙升至171亿欧元。罗申美国际(RSMInternational)的外国直接投资专家兼顾问戴维·巴特莱特表示，“业界正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放在中欧和东欧，在生产外包方面，这里是取代中国的理想之选，尤其是出于运输成本等因素的考量。”
毫无疑问，只要运输成本保持在高位，全球产业分工的“回流”现象和“近邻效应”就会愈发明显。正如UPS全球CEO斯格特·戴维斯所说的：“贸易由洲际向地区间转移的确是一个趋势。”
之前，正是低廉的低成本运输使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
3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蜚声国际的《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这样描述越来越“扁平”的世界：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和最便宜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远在中国和印度的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更有竞争力的一方将胜出。
借助这种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亚洲经济体成功地承接了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并最终形成了“亚洲制造+欧美消费”的市场格局。但这种建立在“能源及运输成本低廉”基础上的市场格局随着各种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上升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因为运输成本高企而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由此引发的全球产业链条的重新整合与分工却愈加明显。
在这个趋势中，“亚洲制造”将是首当其中的受害者。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珠三角和长三角区域的出口型企业正在遭遇较为普遍和严重的经营困难。以广东玩具行业为例，根据广东海关的统计，今年1至7月，广东玩具出口29.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仅增长4.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近39个百分点。1至7月，有出口记录的广东玩具企业仅剩下约1400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有逾3600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占总数的77.8％。中国出口型制造企业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7月4日，温家宝总理赶赴江苏和上海调研。同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到广东考察。几乎同一时间，李克强副总理、王岐山副总理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等也分赴河北、山东、浙江进行调研。短短不到一周之内，众多高层领导集中调研中国制造业，为多年来所罕见。
事实上，从与制造业唇齿相依的物流业的境遇，我们可以管窥这种全球产业链分工已渐显规模。以深圳市为例，2007年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100万标箱，居世界第四；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2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进入世界机场货运50强之列。但今年以来沿海地区普遍遭遇的外贸出口困境，令深圳物流业颇受冲击。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经济半年报，今年1-6月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391.8亿美元，同比增长9％，增幅较去年同期降低约16个百分点，下滑趋势明显。外贸出口的下滑也直接传导至物流产业上，今年1-5月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增幅下降5.8个百分点，其中以美洲线为主的盐田港区集装箱吞吐量甚至出现负增长。
运输成本上升对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影响或许刚刚开始，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制造”而言，制造业的“回流”和“近邻效应”将对产业升级构成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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